贺迪|战前中日两国间的桃太郎形象建构
2021-12-24 07:16
“武公” ：《桃太郎之粉本》，厂房保洁13825404095《三六九小报》第87号，1931年6月29日，第4版，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版，出版年份不详。
战前中日两国间的桃太郎形象建构
贺 迪
内容提要桃太郎是全面抗战前中日两国重点关注的童话形象。日本建构的桃太郎形象始终围绕着“正义—桃太郎—日本”和“恶者—鬼—被征伐地区”的近代殖民文化逻辑展开。日本借助文人赴台宣讲、小学课本增列《桃太郎》、报刊宣传等方式，促成了桃太郎形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普及、移植和变貌。但是，中国文人早已识破了日本对外殖民掠夺过程中以桃太郎为核心的“殖民合理化宣传”陷阱。如章太炎批判了此故事蕴含的侵略意念，启发了芥川龙之介改写桃太郎并揭露日本“桃太郎主义”中的伪善正义；连横追溯了桃太郎的汉文化传统、展现出浓厚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杨逵则提炼出桃太郎故事的左翼精神，主张积极践行“行动主义”，激发劳苦大众勇于抗争殖民掠夺和阶级压迫。
关键词 桃太郞形象；“桃太郎主义”；去日本化；国民性
一直以来，正义、机智、刚毅勇敢的桃太郎形象深入人心，有民间故事、小说、漫画、童话和电影等诸多表现形式，流传广泛，特别是，岩谷小波的《桃太郞》被认为是“近代桃太郎的原型”［1］，也可谓少儿经典读物桃太郎的雏形。但是，据关敬吾考证，桃太郎并非日本固有，其故事类型可溯源至希腊传说，并且“与这个传说类似的故事，在以小亚细亚为中心的世界各地均有分布，东部的土耳其、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岛都可见到。经由中国、朝鲜半岛传到日本，这是流传路线之一，传入时期要比《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成书还早”［2］。中国文化在创作手法和故事情节等方面更是对桃太郎故事的形成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如宋协毅的研究指出：《桃太郎》受《西游记》的影响，并且与中国土家族的民间传说雷同［3］。然而，历史上由亚洲自西向东传入并衍生出的桃太郎故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成为日本东亚殖民的文化利刃。桃太郎形象作为日本一贯倡导的“东亚精神”的载体，不仅在抗衡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中发挥了内部统合的作用，而且也在殖民教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建构进程相当清楚地勾画出近代日本在东亚这一场域不断确立“殖民主体”的历史过程，并且较为完整地折射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一特殊的时空地域中。
桃太郎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出现频率极高，是不同世代接受或传递的文化符号，几乎演变成一种集体记忆深藏于社会文化之中［4］。蒲地等曾以《桃太郎》为中心分析日本殖民教育对台湾人的影响，指出：“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的教育关系者透过学校教育及各种管道，将带有日本国民色彩的童话——桃太郎普及于殖民地台湾，借以教化台湾儿童。”［5］事实上，日本侵占台湾后，就在台湾与《桃太郎》之间搭建了连带关系，主张“桃太郎主义”教育，建构了迥异于当代大众文化想象中的桃太郎形象，成为我们观察日本殖民主义、中日文人的战争态度及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切入点。当前研究对桃太郎传入台湾的原因、话语建构过程、目的指向以及接受程度皆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拟探讨全面抗战前中日两国间社会文化中的桃太郎形象的移植和嬗变情况、在教育中承担的角色，以及中日文人之间对桃太郎的迥异态度，主要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大众文化中桃太郎自日本到殖民地台湾的流变样态及其与日本近代东亚叙事之间的互进关系。第二，日据时期台湾语文教育中的桃太郎形象建构与殖民宗主国认同的培植；第三，章太炎、芥川龙之介、连横以及杨逵等对桃太郎殖民性的批判和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考。
一 台湾大众文化中桃太郎形象
的嬗变与日本文化
桃太郎源自民间故事，其故事雏形可追溯至日本室町时代。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就将桃太郎故事架构到殖民地台湾，运用“桃太郎征伐鬼怪”的故事美喻侵台行径，鼓励日本人渡台获取资源。日据中期，岩谷小波多次受邀访台，强调在台湾实施积极扩张的日本式的“桃太郎主义国民教育”。“皇民化运动”之后，桃太郎形象的建构更成为日本跨地域宣传的侵略故事样板，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宣传。
（一）日据初期日本“桃太郎”渡台占地夺源
在“台湾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含《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中，与关键词“桃太郎”相关的内容多达115条，其中又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数量为最。1898年2月1日《台湾新报》中的《桃太郎的话》是目前可查的最早记录。该文以“桃太郎征伐鬼岛”来指代“日本人占领台湾”，并且，鼓励日本渡台者要有足够的工作耐心。日据初期，不少日本人受“鬼岛取宝”的宣传诱惑，决心渡台以获取利益。此外，日本还宣称自己有先天的种族优势和统治能力。例如，1911年6月初，新渡户稻造演讲《热带地之植民》时，“先言说部桃太郎一事。实教我日本人以统治热带地者。次谓台湾之价值。……日本人之体质其他曾见诸世界载籍。日本人实堪生活于热带地者。并谓经营植民地。须活用母国资金。以开发富源。且移植母国过剩人口。以养成统治他族之才为要也。”［6］可见，日据初期，日本将桃太郎引介到台湾，一方面号召日本国民渡台征伐资源；另一方面借此美化自身，强调日本人体魄康健，具有协调统合和开发台岛资源的能力。日本运用桃太郎的故事来类比“占据台湾”的史实，赤裸裸地宣扬殖民的“正当性”，弱化台湾民众的反抗心理。
（二）日本“桃太郎主义”国民教育学说的建构与岩谷小波赴台
日本明治时期，桃太郎故事中的诞生情节从“回春说”演变，侧重为“果生说”。这与桃太郎故事的受众群体由成人转向儿童有一定的关系。日本明治中期以后，桃太郎故事在内容上也经历了从“鬼岛取宝”到“征伐恶鬼讨回宝物”的转变过程，紧密配合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具有浓厚的英雄冒险童话特质和国民教育色彩。特别是，岩谷小波作为近代桃太郎童话首屈一指的宣扬者，更是宣称：在日本东北方向隔海相望有座鬼岛，此鬼吃人夺物且遭世人憎恨，故天神命桃太郎加以讨伐［7］。岩谷凸显了桃太郎伐鬼夺宝是“必要且正义”的行为，为近代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和“国民教育”提供了故事资源。岩谷和台湾的直接关联可追溯至1914年7月19日《台湾日日新报》中的《桃太郎续话》（小波、湖山共编）。1915年，岩谷出版《桃太郎主义的教育》，强调“桃太郎具有积极性、进取性、乐天性，是一个自由自在、天真无邪、不造作的孩子，要将桃太郎的进取精神与刚健性格作为一般孩子的理想来强化教育”［8］，提倡以积极和勇敢开拓精神为核心的“桃太郎主义”教育理念。同年3月11日，《台湾日日新报》介绍了该作。随后，1916年2月25日至3月13日，岩谷小波访台，多次倡导该教育理念。例如，1916年2月26日，他参与了“台湾教育会”主办的演讲会并在高等女学校发表《桃太郎主义》［9］演讲，同年6月1日该演讲稿刊登在《台湾教育》杂志上。
《教育会讲演会》，《台湾日日新报》，1916年2月27日，第2版。图片来源：“《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汉珍数位）”
岩谷表示，日本最根本的国民性是“积极主义”，桃太郎“富有发展、进取的气象，展现了以大国为对手，战胜大国并向南北扩张的不断延展的国民性”［10］，最适合培养日本国民性格。岩谷认为，对待日本殖民地的“新民”，应秉持“大胆开放的与海国民相适应的教育思想”［11］，当下像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也要对台湾儿童实施“桃太郎主义”教育。事实上，“桃太郎主义”的本质是“积极主义”，这种积极性源自目标资源的丰富性。是故，岩谷的“桃太郎主义”教育思想暗含强烈的扩张欲望和“以弱胜强”的心理。1925年（2月27日—3月16日）和1931年（11月14日—12月7日）岩谷又两渡赴台。岩谷一生三次渡台，每次都对儿童进行童话口头演绎活动，目的是提升殖民地的日语教育水平和儿童的日语能力。他曾在后两次赴台期间称赞公学校儿童的日语水平有所提升，表示与第一次的“磕磕绊绊”相比简直是“焕然一新”［12］。事实上，岩谷还曾将童话口头演绎活动和“桃太郎主义”教育散播到伪满和殖民地朝鲜等地。岩谷到各地宣扬“国语普及运动”，鼓动了以西冈英夫为代表的日本人开始致力于殖民地的儿童文教工作，引导他们启用广播等新式宣传媒介来完成“内台融合”的目标。1933年9月5日岩谷离世，次年9月5—6日“台北儿童艺术联盟”在“朝日小会馆”举行第一次“小波祭”，以“纪念日本童话界的功劳者岩谷小波先生的事业”［13］。对此，西冈英夫还曾发表《故岩谷小波先生的追忆》［14］和《岩谷小波先生》［15］等文加以悼念，强调岩谷通过口头演绎童话掀起了殖民地台湾“日语普及”的热潮，在促进“内台人融合”以及台湾少数民族抚育等方面对台湾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战争文宣中的“桃太郎”形象
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期刊杂志中，日本昭和时期的“桃太郎”数量最盛［16］。1937年以后，日本加紧对台湾文艺的收编和控制，将《桃太郎》作为宣传“国民精神”的文学典范。在此状况下，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惨遭钳制，台湾人被迫宣传桃太郎。例如，山中登（笔名万造侍龙）主张将“桃太郎”活用到台湾的皮影戏剧中：“我想可以这样活用皮影戏，更可以借日本童话故事好好地活用才对。但是桃太郎的故事，必须经过修饰才能运用；更要考虑到皮影戏是给农村里，缺乏娱乐的老人或年轻人，当作健全的娱乐才是。”［17］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台湾艺人被迫上演《桃太郎》。
《“兴亚の桃太郎”选奖》，《台湾日日新报》，1943年4月16日，第4版。图片来源：“《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汉珍数位）”
除发挥思想控制的作用外，桃太郎还代表日本“兴亚健儿”与世界各国的孩童相媲美，炫耀日本发动战争数年来幼儿体力仍保持良好。日据时期，日本也在台湾各地举办“优良儿选奖仪式”或“兴亚的桃太郎”选奖审查会等来表彰健壮儿童，目的是“确保战时下人的资源的增强”［18］。桃太郎是“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样板，同时还具有鼓舞作战士气的作用。1943年3月25日，日本以“珍珠港事件”为背景制作公映了《桃太郎的海鹫》。1943年6月—1945年1月，殖民地台湾共有6家电影院上映了该动画电影［19］。影片广告写道：“漫画世界中日本第一的桃太郎君！美国产的贝蒂娃娃、大力水手不足挂齿！大东亚战争下，一旦下达出击命令，飞越波涛万里炸毁鬼岛舰队！令珍珠湾美鬼舰队颤栗！”［20］该电影展现了日本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高扬战争意识。事实上，在近代，日本选用桃太郎故事题材以响应对外战争的动画电影屡见不鲜，此类电影具有较强的教育性，多面向学生。
桃太郎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余年间出现频率极高，是日本引导国民渡台、展现自我民族优越性、压制台湾地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呼吁积极对外扩张的重要宣传文本。接下来，笔者拟对殖民地台湾语文初等教育中的桃太郎形象嬗变进行分析，以呈现日本殖民教育如何混淆和改变台湾少年的国族认同。
二 台湾光复前小学语文教育中
的桃太郎形象嬗变
1887年的《寻常小学读本：小学校教科用书1》是近代日本学制改革后最早采用桃太郎故事的教材。该书第二十七课明确表示桃太郎想去富饶的鬼岛“取宝”［21］，“取”字暗示了“鬼”才是宝物的持有者。日本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教育中的桃太郎也化身为集聚“正义”的国民形象标杆，鬼变成不折不扣的“恶者”。日本公学校“国语科”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也先于日本国定国语教科书同步了国民榜样桃太郎，引导着台湾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认同。不过，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桃太郎也激发了更多社会讨论。
“台湾总督府” ：《ももたろお》，《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卷五第三课），《日治时期台湾公学校与国民学校国语读本》（第一期），台北：南天书局，2003年景印版
（一） 台湾的桃太郎形象与嬗变——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中心
童话桃太郎在日本国定国语教科书（共五期）和台湾公学校小学生用“国语”教材（共五期）中分别出现了四次和五次［22］。在内容上，两地教材均以时间线索讲述了“老夫妇发现桃子”“桃太郎诞生”“桃太郎带团子赴鬼岛”“桃太郎和随从征服鬼”“桃太郎带宝物凯旋”的故事。教材中的桃太郎具备以下特质：（1）桃太郎自出生起就显得强壮有力并且成长迅速。（2）桃太郎不畏艰险，主动请求到“危险”的鬼岛伐鬼，展现了“积极进取”的对外发展精神。（3）鬼投降时起誓“今后再也不做坏事”或“今后再也不欺负人，强抢东西，请饶恕我”之类的话语，暗示了桃太郎伐鬼是“正义、勇敢”的行为。与此同时，桃太郎宽恕鬼的行为又表现了他的“善良”本质。（4）为减弱故事冗长而产生的倦怠感，教材配有多张插图，图中桃太郎或身着日式战服或阵羽织，手持太刀，腰挂“军粮”吉备团子，背后插有示意“日本第一”的旗帜或手持画有“日章旗”的扇子，具有较强的“尚武爱国”精神。特别是，桃太郎会将“所有宝物带走交给天子殿下，并将天子的奖赏给老爷爷、老奶奶看，他们十分高兴”［23］，更具“忠孝”品质。（5）在桃太郎的统领下，三位随从齐心协力，呼吁“举国一致、和衷协同”的日本集体主义精神。桃太郎固然具备儿童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强健、正义勇敢、扬善惩恶、团结友善、忠诚孝顺和积极进取等精神特质。但是，日据时期它更被用来教导儿童忠诚于日本。日本“国语”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彻底的语言教育及文章教育涵养国民常识和文学趣味，振兴国民精神，教养日本人人格”［24］。日本教育者将《桃太郎》视作国民童话的精粹，要求童话《桃太郎》必须发挥“国语教育”的本质，希望儿童能够在不知不觉之间感受日本勤劳、进取、武勇和发展的国民性格。桃太郎所具备的人类自然孕育的良好美德被全部归功于日本，同时又被用于对外的战事宣传。诚如有教授书称：“桃太郎、犬、猿和雉团结协作，一致对外。这和我日本国民历史上击退元寇、近期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举国一致发扬国威是一样的。”［25］可见，桃太郎有强烈的政治教育目的，是日本近代对外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国民精神”统合工具。
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快了“精神统合”的步伐，更加注重运用桃太郎教材培养“国民”意识和趣味。1908年，日本为解决国内外面临的双重问题，颁布了《戊申诏书》，运用天皇权威加强道德教育、统一国民思想，试图与日本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结合起来，而教育领域则率先宣扬天皇权威下的道德教育和国民思想。同期，以芳贺矢一为代表，以“忠君爱国”为首的“国民性”论者大行其道。在此状况下，1910年，芳贺矢一参与编辑并出版了第二期国定国语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首次在国定国语教科书中加入课文《桃太郎》［26］。芳贺曾考证，日本德川时代桃太郎融入了武士道精神，特别注重男子教养，由此武勇男子远征说才保留下来［27］。就此次国语教科书的编纂思想，1912年芳贺曾在《关于国语教科书编纂》中表示，该读本以日本趣味为核心，希望多采用桃太郎等国民材料，传授国民含义。桃太郎故事在日俄战争后的对内思想强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也在日本殖民侵略中发挥了特别效用。随着日本新教材的出版，“台湾总督府”中学校长兼“国语学校长”本庄太一郎呼吁借鉴芳贺矢一等人编纂的读本尽快改革教材，以适应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新形势。本庄指出，“公学校之生徒多有支那人父祖传来之勤俭自强之精神。故于彼等之教育，养成国民的活动之精神，即使彼等有如我忠孝之精神者，最必要也。”［28］他认为，读公学校的台湾儿童继承了中国的勤勉精神，缺乏“日本祖先传来的忠孝精神”，应以《教育勅语》为重，着重提升其个人的“忠孝精神”，以期与日本国民一致。1911年，隈本繁吉赴台湾担任学务课长和“国语学校长”，他延续了本庄的思想，注重“同化于民族”，着手改革教材并强调童话的修身作用［29］。随即，在1912年的《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府令第二十四号台湾公学校规则改正》［30］中，“国语科”专门将“涵养（日本）国民精神”一项列为教授要旨。1913年7月17日—29日，受“台湾总督府”邀请，芳贺矢一赴台演讲《国语及国民性》，芳贺此行由隈本主策，旨在宣扬透过日语教育涵养台湾学童的“日本国民性”［31］。1916年，日本又开始协同修正旧读本、编纂新读本，芳贺也是此轮修订工作的临时负责人。1923年，台湾出版了第三期《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一种），其中《桃太郎》选自日本第三期国定国语教科书［32］。1937年以后，“台湾总督府”根据时局变化，又先后发行第四期、第五期教材。“教授书”表示：昔日新闻报刊上有关桃太郎鼓吹侵略思想等批判意见与实际不符，“桃太郎故事发生时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横溢侵略思想，但是，故事的心境也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渐次发展，现今桃太郎故事和人道主义思想融合一致。桃太郎制伏每年从鬼岛源源不断来破坏日本的鬼们，变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心境。此故事不是要夺宝，而是变成传递救助生命的谢意。”［33］加藤春城更是在“编纂要旨”中表示：“桃太郎征伐鬼岛是讨伐不正当行为的正义之战。今日，我国攻打蒋介石政府也是如此，体现了自古以来日本国民的正义思想。我们必须将此思想永久地、光明正大地传与日本的儿童。”［34］在此，桃太郎故事被直接用来合理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影响台湾儿童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本质。
纵观五期教材，日据台湾时期，桃太郎紧随日本对外扩张路径，不断改变“鬼岛”的方向，其视域中的“鬼岛”范围在不断延伸，从中国台湾地区到中国大陆地区再到南洋和欧美。同时，桃太郎始终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代表、是号召出征的领头人，悄无声息地牵引着台湾儿童。
（二）教材与社会舆论中的桃太郎形象建构
20世纪初，日本文教者开始关注童心，认为桃太郎暗含军国主义、征服主义和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物质主义思想，歪曲事实不合时宜，主张将其从教材中剔除。例如，作家山本有三曾在《小学读本和童话读本》［35］中称：鬼没有做任何坏事，桃太郎为什么要征伐鬼怪呢？面对儿童提出的质疑，“鬼吃人”的回答显然是掩盖侵略的借口。“一战”后，和平主义者指责桃太郎和猿蟹合战两故事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容易引导儿童形成复仇心理。也有学者指出：在以往的传说中，桃太郎只分给犬一半团子，但教科书改编为犬向桃太郎索取一整个团子，否则就不去鬼岛，此行为含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和拜金意识［36］。1929年2月2日，《台湾日日新报》东京特电报道：“日本国定教科书中采用桃太郎和猿蟹合战，遭到人道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多半会被删除。”［37］相应地，当时有研究者推测，台湾现行小学“国语”读本中的猿蟹合战和桃太郎可能也会被删除。对此，同年2月19日在殖民地台湾发表的《关于桃太郎和猿蟹合战》辩驳道：“一等国桃太郎为了世界永久和平和人道主义带领四五等国猿犬雉讨伐残暴国是理所应当的”［38］，桃太郎永远是日本大和民族民族精神的中心，希望不要从教材中取消。同时，也有部分日本学者附议1928年日本和英国、美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来为两童话辩护。例如，1929年《桃太郎和猿蟹合战的是非》一文解释：“惩罚国外恶国与惩罚国内恶汉同等重要”［39］，故桃太郎宣传的是为世界和平的“义战”精神。作者认为：“国际关系十分微妙，不可预测。我们应当奉行‘一旦缓急’的国民教育勅语，将强国印象传递给下一代国民。”［40］儿童文学工作者西冈英夫更是表示桃太郎在台湾的重要性，他在《童话〈桃太郎〉和桃太郎本（1）》［41］中指出，桃太郎伐鬼的行为是“肝胆狭义精神”的写照，没有军国主义思想，若有教师悉心指导，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是故，教材旨在将桃太郎精神及其背后的日本民族精神传递给台湾学生，在他们心中树立对“正义”日本的憧憬。
《颠倒黑白我国教科书内绝无仇日材料日本地图及教本内充满侵略我国色彩教部咨外部斥驳日方宣传》，《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25日，第8版。图片来源：“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全国报刊索引）”
如上所述，日本第四、五期国定国语教科书和台湾公学校小学生在“国语”教材中保留了桃太郎，并且统一采取了新的解释策略，即桃太郎在当下已经重获“新生”，从“人道主义”视角出发维护世界和平，没有故事发生时的侵略意图［42］。同时，日本继续宣扬桃太郎背后的国民性格，并且打着“正义”之幌发动战争。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我国民众抗日救国声浪日渐高涨。在此状况下，日本一方面将“满洲”列为“国史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地台湾教科书中特别增添了《满洲国》，描述日本在伪满开发、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强调“满洲国”与日本的“同根性”，宣传“日满亲善”思想。另一方面，又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全国普及的教科书内含有仇日思想。对此，1931年11月25日，《大公报》刊登新闻驳斥日本对中国教科书的指责，认为：“本国普通教育之教科书所列教材、其有关两国者、均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用意仅在灌输国民必需之知识，绝无引起仇视他国之意思、较之日本教科图书，最近日本地图等，公然划中国满蒙为‘日本势力地’、以与中国地图异其颜色者、既迥不相侔、即如日本国定教科书、桃太郎征服鬼国、夺其财宝等、显然寓意侵略之故事、在中国教科书中亦绝无之，乃日本反以我国教科书中之教材、指为涵养仇视心、实属无中生有、故意挑剔。”［43］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混淆视听，我国及时查明真相，公告世界，揭下了日本表里不一的伪善面具。除了两国之间的交涉外，我国知识分子在殖民现实、历史文化和阶级压迫等视角下的桃太郎形象也值得我们关注。
三 战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桃太郎
的辨析与化用
桃太郎故事中没有“恶鬼”的必然构造。福泽谕吉较早表示，桃太郎通过抢夺鬼的宝物来满足自我欲望的行径十分卑劣。在近代，日本的桃太郎故事因附着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也遭到我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例如，章太炎曾直指桃太郎的侵略性，并且影响了芥川龙之介对桃太郎故事的改编。连横深受章太炎影响，他考证出了桃太郎故事源自中国隋文帝时期的“王梵志”。杨逵化用桃太郎的积极进取精神来召唤台湾民众进行精神改造，暗示受压迫民族的出路在于付诸实际行动联合抵抗帝国主义。
（一）章太炎与芥川龙之介对桃太郎话语陷阱的批判
芥川龙之介敬慕章太炎，受其影响改写了《桃太郎》。1921年3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面见章太炎。1924年3月1日，芥川在《女性改造》第3卷第3号开始刊载随笔《僻见》，论及了对诸多人的喜恶之情。同年4月1日，他在该杂志的第3卷第4号刊载了《岩见重太郎》章节，详细记录了三年前在上海和章太炎两人谈论中日关系时的细节，表达了对章太炎的敬重和好感。章太炎曾表示：“我最嫌恶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岛的桃太郎。必定也对热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多少有所反感。”［44］此番评价给芥川留下极深的印象，芥川称赞章太炎为真正的德才兼备之人，并表示：“我从未听过有哪个日本通如章太炎先生一般反驳从桃子中出生的桃太郎，而且章先生的反驳深含真理，远胜所有日本通的雄辩。桃太郎也依然长寿。但如果他的长命是建立在五六匹寂寞的野鬼在暮色苍茫的鬼岛海边哀叹着伪装的祖国的昔日的话……”［45］章太炎直指桃太郎的恶劣行径和人格弊端，成为芥川龙之介执笔改写《桃太郎》批判日本殖民的重要契机。1924年7月1日，芥川在仔细回忆过章太炎的桃太郎评述后，于《星期日每日》（サンデー每日）杂志第3年第28号“夏期特别号”的创作栏刊载小说《桃太郎》。他塑造的桃太郎与日本文宣政策截然相反，表现在：桃太郎挥舞着画有“红太阳”的扇子，以物质为筹码教唆犬、雉和猿破坏鬼岛，欺凌爱好和平的鬼，给鬼岛住民带来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在章太炎的启发下，芥川较早撰文颠覆了桃太郎的“正义性”，讽刺桃太郎为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相。事实上，在上海时，芥川和章太炎的谈话始终以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为核心，而章太炎对中国复兴抱有期望和信心［46］。此时，芥川描写的“鬼岛”恰似当下正在遭受日本欺辱的中国。不过，“鬼的孩子们”反复不断地发起事端，抵抗桃太郎。桃太郎的不幸的叹息和不幸福的人生结局，反映了芥川对日本侵略者的批判和对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的欣赏。
事实上，章太炎早就洞察到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野心。1898年12月4日，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函招下章太炎举家途径上海避地台湾，随后担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主笔，又于次年6月10日离台赴日。在台期间，章太炎不满“荧惑观听”的虚假言论，抨击满清政府的黑暗，关注台民生活状况，时常在报刊中畅抒己见，抨击日本的统治政策，“对于日本治台政策，每恣言攻击，几不知所居何地，所任何职”［47］。章太炎曾“撰文抨击日本官僚，擅作威福，压制台人”［48］，遭到后藤新平和守屋善兵卫的密切关注，故“不怡于众，东诣日本”［49］。半年之余的寓台经历使章太炎意识到了日本的统治陷阱，对日本的印象大打折扣，更对台胞深表同情。他曾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论学校不宜专校语言文字》等文，认为学校不可专教日语，倡导在台湾设置汉和各半书藏。离台后，章太炎在日本也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教育状况。他曾在《民报》社与台籍人士赖雨若见面，写下《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章太炎询问殖民地台湾的教育行政和租税状况，赖雨若答：“学校数十百区，皆一意学东语；行政最整饬，盗贼屏迹，终岁无鸡鸣狗吠之警，非若曩日清国人之治台湾也。”［50］对于赖雨若以“我日本帝国人”自居并安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状态，章氏驳斥道：“公欺我哉？”［51］日本据台十三年，设置几百座学校但只教授日语，时下又妄言台胞演说能力短浅而绝其政治诉求，揭露了日本歧视台胞的殖民本质。
章太炎指责日本胡乱捏造中国学说，具有乱编历史的民族特性。他批判赖雨若忘自种姓，称“本为汉人者，纵视此地为何国地，不应自视为何国人”［52］，同时也意识到诸多台民深陷日本骗局。不过，他更同情台胞，称“台湾人者，素不娴历史，问学复浅，无以振其知耻之心。况现所宅处者，在日本政府辖下，智识未伸，形势又屈，局促而为此语，将可宥也。”［53］台胞长期处在日本的压制下，以致学问舒浅，智识未开，不熟知历史。然，仍有台湾人“即明台湾虽裂，犹有不忘故国之心”［54］，也有台胞在巴黎以救国为旨趣。是故，章太炎认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思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55］中国人应当增强爱国之心，其本源便是历史陈迹，诚如“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56］。中国历史的发达绝非他国所能及，由是中国人应该讲自国之学问，知自国之历史，施自国之教育，不能被日本所误导。章太炎不仅刺激了芥川改写桃太郎，其志修《中国通史》，考究《新方言》，以此抵御异族入侵，也影响了连横在异族统治下力保民族文化的决心。
（二）连横“桃太郎”的文化溯源
台湾传统文人连横自幼敬仰章太炎，称：“太炎先生，当代大儒，少读其文，心怀私淑”［57］，入京期间曾多次往谒章太炎。章太炎也曾为连横的《台湾通史》作序，言：“余始至台湾，求所谓遗民旧德者，千万不可得一二。今观雅堂之有作也，庶几遇其人欤？”［58］他感叹连横为“英雄怀抱之士”［59］，称“雅堂之书，亦于是为台湾重也”［60］。连雅堂深受章氏鼓舞，秉持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61］之教诲，致力于延续汉文和保存种姓。连横的“国可灭，而史不可灭”［62］与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异曲同工，就桃太郎来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连横也更注重挖掘其历史起源。
1931年6月29日，连横署名“武公”在《三六九小报》第87号发表《桃太郎之粉本》，考证桃太郎故事的历史，寻根桃太郎。据连横考证，稚童皆知的日本故说桃太郎源自中国隋文帝时期的“王梵志”：“日本故说有桃太郎。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而考其出处则与王梵志相似。太平广记卷八十二云。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德祖收养之。”［63］王德祖剖开林檎树，发现一胎儿，便将其养大，7岁时为其取名“林木梵天”，后改为“梵志”。孩童感恩王德祖的养育之情，遂自姓为王。连横认为，中国隋唐时期就有此神话传说，“日本当隋唐之际。聘问往来。沾濡文化。制度典章。诸多仿效。遂造出桃太郎之事。且加润色。而有役兽讨鬼之怪也。”［64］日本人西冈英夫也指出中国的《后汉书》以及少数民族的传说之中也有许多类似童话：“桃太郎的出生，从桃子中诞生的说法，在中国的古书《后汉书》的《南蛮西南书传》中，也有一男子诞生于三节竹子之中的记载，或许桃太郎的故事是从此中得到了灵感吧。”［65］据笔者考证，西冈指的是竹王传说，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66］不过，日本文人探寻桃太郎的历史根源，多在证明日本大和文化的优越性或者发掘日本与殖民地台湾之间可能存在的交点。例如，柳田国男曾在《桃太郎的诞生》中强调，桃太郎奇异诞生情节在日本之外的地方绝无仅有：“不知什么时候故事的要点变了，与其说是桃太郎，倒不如说从桃子中迸出婴儿，或者扑通扑通顺水飘来的桃子才是故事的中心。……桃子破裂并且从中诞生婴儿的说法，似乎仅有日本的桃太郎。”［67］然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许多与桃太郎类似的历史传说。不仅如此，像“猿、犬、雉”三者帮助他人寻宝的故事情节在《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中亦有迹可循。
“九一八”事变前夕，连横选择通过溯源桃太郎来自证海峡两岸是同文同种同史的共同体，区别自我民族与异族之间的差异。连横认为，“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沿漳泉。”［68］他认为历史、语言和文化与民族性互为本末，对于民族存亡具有重要意义，而台湾文化源自中国，故台湾光复的希望也在祖国。是故，在民族危亡之时，连横溯源桃太郎、力保台湾地区文献、告诫独子速去建设祖国等系列举动，既是对殖民文教的隐忍抵抗，又展现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承继和对民族未来的信心。
（三）杨逵小说《鬼征伐》强化被压迫弱小民族的抵殖行动
当前，学界多注重杨逵《送报夫》的重要性，较为忽略《鬼征伐》的特殊意义。1936年1月1日，杨逵仿照桃太郎故事创作《鬼征伐》，并于同年11月发表在《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中。《鬼征伐》由“泥沼的小镇”“垃圾堆积的乐园”“鬼屋”和“鬼征伐”四节组成，讲述了井上健作从美术学校毕业后因憧憬“美丽岛”而赴台写生，但在台湾的哥哥家中目睹了贫困工人的黑暗生活之后决心发展“大众美术”的故事。
杨建文：《鬼征伐》，《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九号），《台湾新文学杂志丛刊》（第七卷），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81年复刻本
《鬼征伐》从日本人的视角讲述了台湾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揭露了日本侵占台湾的事实及殖民现代性的谎言。井上的父亲在“征台战役”中阵亡在台湾，后来哥哥受日本“台湾田地一年两熟，人人生活富余”的宣传诱导，成为一名“赴台伐鬼”的桃太郎。但是，井上的哥哥渡台后没有享受到“英烈后辈”的优待，境况凄惨。同样，井上“在未抵达这个小镇之前，对沿海景色以及从火车窗外所眺望的自然风光和街上堂皇的建筑物等，的确曾留下很好的印象。但他看到这种情景，再回想起昨晚被跳蚤、蚊子夹攻的事情，不由感到无比失望。”［69］特别是，井上看到，工厂老板霸占儿童乐园，使朝鲜的、中国大陆的、殖民地台湾的和日本的孩子们不得不在垃圾堆里玩耍，孩子们争夺沾满泥巴的番薯，被工厂废弃品划伤后以泥巴止血。亲历后，井上发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环境极度恶劣，与想象中的“美丽岛台湾”有着天壤之别。由此，井上意识到“美丽岛”是日本的宣传陷阱，他为当年“渡海伐台”而战死沙场的祖、父辈平民们感到痛惜，更不忍现代资本继续破坏台湾原有的自然生态，压榨这里的普通百姓。是故，井上从为有闲阶级服务的创作态度转变成“大众化美术”的创作冲动。他创作了一幅“顽童伐鬼图”：“园中有一个正在做势嗾使恶犬噬人的男人，然后画出，一群孩子在围墙外的垃圾场以叠罗汉的方法做成‘人梯’，站在最上面的就是太郎，他手中拿着从下面传递上来的煤渣、石块等，正做势对着墙内的男人和恶犬做投掷状。”［70］他希望孩子们可以像桃太郎伐鬼一般勇敢地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欺凌。在其鼓励下，孩子们协力突袭庭院，高呼“伐鬼万岁”并找回了丢失的乐园，于是井上相信“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大众化美术’”［71］。与日本文教恰相反，杨逵将被压迫者比作“桃太郎”，将压迫者比作“鬼”，化用桃太郎来激励饱受压迫的底层民众去努力设法找回失去的幸福生活。
井上是杨逵对自身的写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严酷镇压无产阶级文艺，左翼文学者频频“转向”。1934—1935年间部分日本文学者开始摸索新文学以摆脱不安状况，希望通过“行动主义文学”来改进日本文坛的精神危机，以能动地对抗军国主义。此时，杨逵密切关注日本文坛动向，洞见了殖民地台湾相似的被压迫现状和文化生态，创造性地吸收了“行动主义”［72］文学思想，提倡文学为时代服务，为劳动者创造普罗文艺，即从劳动者的世界观和立场出发，描述他们与其他人、与世界的生活关系，让读者有所感触。杨逵称：“人世间虽然充满龌龊黑暗，但每个人必须设法改善自己，最好要求社会也能改善。”［73］他在1935年12月创办的《台湾新文学》和次年创作的《鬼征伐》毋宁是文学为时代服务的创造性实践。杨逵化用桃太郞的积极进取精神来召唤台湾民众进行精神改造，暗示受压迫民族的出路在于付诸实际行动联合抵抗帝国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新文学》10月份的“中文创作特辑”遭到日本殖民当局查禁。在此状况下，杨逵的日文小说《鬼征伐》和当时悼念鲁迅的文章一并刊载，足见其重要性。
结 语
桃太郎是日本近代殖民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核心形象。日据时期，桃太郎在殖民地台湾的变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日本通过东亚殖民抵抗西方文明的进程。日本将桃太郎架构到台湾，皈依殖民文宣，在宣传殖民“正当性”和现代性、展现民族优越和鼓动对外侵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日本将桃太郎内化到社会文教之中，成为台湾民众自幼就能接触到的故事，一边教授基本道德，一边引导他们“效忠天皇”，认同“正义”的日本。诚然，桃太郎对台湾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有黄纯青借以鼓吹“皇民化运动”表示“阵头改善随时势。故事宜装桃太郎”［74］。不过，桃太郎也遭到日本人道主义者和我国文人的合力批判：短期居台的章太炎较早看破日本殖民现代性的谎言，揭露了桃太郎的故事陷阱，影响了芥川龙之介的逆向实践；同受章氏影响的连横，通过纠正童话桃太郎的历史起源，强调桃太郎故事的汉文化属性，以示民族认同；新文学作家杨逵则在日本强压政策下，将“鬼”的矛头指向日本统治者，号召受压迫民众积极反抗重获原有家园。此外，还有郑坤五［75］等人批判学校的桃太郎故事荒诞无稽等。
根据台湾作家郑清文对孩童时代的叙述：“台湾的生活和教育水准十分低下，儿童读物以教科书为中心。从自身来讲，根本没有接触课外读本的机会。当时教科书中刊载的全是日本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桃太郎》和《浦岛太郎》的故事。”［76］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生活贫乏，幼年时期读物有限，受日本殖民教育影响对桃太郎记忆深刻。但是，即便是在日据后期文化高压的状况下，因语言文化等差异，统治者也难以通过桃太郎等内容带动普通民众的认同，如张德成回忆道：“只不过用日语演《猿蟹合战》、《桃太郎》，观众实在没耐性看，很多人鸭子听雷似的，雾煞煞。”［77］由此可见，日本的桃太郎鲜少对“皇民炼成”起到实质作用。
有学者这样描述桃太郎：“明治期，他是教化和国家体制的象征；大正期童心主义风行之际，他是童心的代表，文部省选定的《寻常小学唱歌》中的童谣也少不了他；无产阶级主义盛极一时之际，他是阶级之子；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军国主义鼎盛之下，他是勇敢、孝顺、正义的国民英雄的代表。”［78］日据时期，“桃太郎”的意涵复杂多样，值得我们深入分辨和反思。1945年10月25日下午，林献堂在庆祝台湾光复大会上致词，称：“日本素来以桃太郎精神为教育方针，故其全体人民均有侵略之野心，所以其此次亡国之责任，不限于一部分之军阀，其全体国民实应共负其责。”［79］时至今日，“桃太郎”的侵略性格逐渐模糊，但“桃太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还在持续传播。以桃太郎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价值观念及后殖民文化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戒。特别是，在疫情时代下，日本还在运用桃太郎故事对我国台湾地区进行“共同抗疫”的宣传，其“捐赠疫苗”的行为宣传背后便是“桃太郎赠与猿雉犬团子”的叙事逻辑。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桃太郎故事，再度认识其杜撰的“正义性”背后的殖民主义文化逻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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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协毅：《〈桃太郎故事〉新探——从文化史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出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1期。
岩谷小波（1870—1933年），本名季雄，号涟山人。1894年7月，博文馆出版《日本昔噺》，第一篇是由岩谷小波改编的《桃太郎》。
［2］ 乌日古木勒：《中日学者眼中的〈桃太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
［4］如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像》、杨渡《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朱天心《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等文中都可见到桃太郞的影响痕迹。1961年、1970年、1987年、1988年、1989年，我国台湾地区上映过多部桃太郎主题电影。
［5］［16］［19］ 蒲地等：《日本国民童话〈桃太郎〉在殖民地台湾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摘要，第53页，第55页，第20—40页，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2018年。
［6］ 《东洋协会讲演会》，《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11年6月5日，第2版。
［7］ 《日本昔噺：第一编桃太郎》，岩谷小波编，第7—8页，合资会社博进社工场1903年版。
［8］ 毕雪飞：《民间叙事与国家在场——日本桃太郎故事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9］［10］［11］ 岩谷季雄：《桃太郎主义》，《台湾教育》第168期，1916年6月1日。
［12］［15］西冈英夫：《岩谷小波先生》，《台湾教育》第378期，1934年1月1日。
［13］ 《儿童艺术联盟と台湾妇人界とのタイアップに就て》，《台湾妇人界》1935年9月号，1935年8月10日。
［14］ 西冈英夫：《故岩谷小波先生の追忆》，《第一教育》第12卷第9期，1933年11月20日。
［17］［77］ 邓琪瑛：《海峡两岸潮州影系研究》，第148—149页，第14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18］ 《“兴亚の桃太郎”选奖》，《台湾日日新报》，1943年4月16日，第4版。
［20］ 秦刚：《“漫画电影”中的桃太郎——对外战争的动画光影》，《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3期。
［21］ 原文中桃太郎说：“私は、鬼がしまへ、たから物を取りふ行きたい。”参见“文部省编辑局”：《寻常小学读本：小学校教科用书1》，第35页，大日本图书1887年版。
［22］据笔者查阅，自1913年开始“台湾总督府”出版第二期《公学校用国民读本》，其中《桃太郎》是说话教材，原文共3节。参见“台北师范学校附属公学校”：《公学校教授细目》（上编），1921年4月15日，第150—151页，出版单位不详。
［23］ “台湾总督府”：《ももたろお》，《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卷5第5课），1912年6月16日发行，《日治时期台湾公学校与国民学校国语读本》（第一期），第8—9页，南天书局2003年景印版。
［24］ 秋田喜三郎：《小学国语读本指导书寻常科用卷１》，第7页，明治图书1933年版。
［25］［27］ 佐藤末吉：《生活学习小学国语读本の指导寻常科用卷1》，第480页，第494—497页，明治图书1933年版。
［26］ 参见陈虹彣《日治时期台湾人用教科书与日本国定教科书之比较研究——以1937—1945年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与教材为例》，博士学位论文，第92页，“暨南国际大学”比较教育学系，2008年。
［28］ 本庄太一郎：《戊申诏书及教育勅语》，《台湾教育会杂志》第91期，1909年10月25日。
［29］ 1913—1914年，台湾总督府发行《台湾公学校教科书编纂趣意书》（第一篇、第二篇）。该书指出，“修身科”教材选择主要考虑“德目”和“例话”两个方面，完全落实《教育勅语》，在统合殖民地台湾儿童养成和日本人一样“效忠天皇”的集体意识上承担了重要角色。其中，“例话”包含“寓话”（童话）等，便于儿童理解“德目”。又因为《公学校用国民读本》中有日本童话，为避免重复，修身科教材基本是家喻户晓的伊索寓言。参见温承伟《日治时期的台湾公学校教育——修身科教育读本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71—72页，“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2007年。
［30］《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府令第二十四号台湾公学校规则改正》，“台湾总督府法令第40号”，1912年11月28日。
［31］ 参见芳贺矢一《台湾の十日》，《笔のまにまに》，第341—353页，富山房1915年版；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第250—253页，麦田出版2006年版。
［32］ 参见“台湾总督府”《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一种编纂趣意书公学校用国语书キ方手本第一种编纂趣意书》，第13—15页，出版时间不详，据课文题目可知是第三期。
［33］ “台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公学校光昭会”编：《公学校用国语读本教授细目並に教材研究》（卷三、卷四），第88页，神宝商店1939年版。
［34］ 加藤春城：《公学校用国语读本卷三、卷四编纂要旨》，《台湾教育》第432号，1938年7月1日。
［35］ 《桃太郎批判》，《朝日新闻》，1983年3月4日，东京朝刊第13版。
［36］ 辰马六郎：《国定小学教科书の诸欠点》，第163—164页，金刚社1926年版。
［37］ 《国定教科书に收容されてある鬼ケ岛征伐と猿蟹合战平和主义人道主义からの反对猛烈多分削除されやう》，《台湾日日新报》，1929年2月2日，第2版。
［38］ 喜多志麿：《桃太郎と猿蟹合战に就て》，《台湾日日新报》，1929年2月19日，第3版。
［39］［40］ 村山信太郎：《桃太郎と猿蟹合战の是非》，《第一教育》第8卷第5期，1929年5月10日。
［41］［65］西冈英夫：《童话〈桃太郎〉と桃太郎本（1）》，《台湾教育》第326号，1929年9月1日。
［42］ 参见马渊冷佑《小学读方教育书：寻常科用卷1》，第343页，东洋图书1933年版。
［43］ 《颠倒黑白我国教科书内绝无仇日材料日本地图及教本内充满侵略我国色彩教部咨外部斥驳日方宣传》，《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25日，第8版。
［44］［45］芥川龙之介：《僻见》，《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1卷），第199页，第200页，岩波书店1996年版。
［46］ 参见《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丐尊”译，《小说月报》第17卷第4号，1926年4月。
［47］［57］［59］ 章念驰：《章太炎与连雅堂》，《统一论坛》1995年第2期。
［48］ 李德霞：《章太炎在台湾的新闻活动考述》，《台湾研究》2009年第3期。
［49］ 章太炎：《旅西京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徐复点校，第1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0］［51］［52］［53］［54］ 章太炎：《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1908年7月10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马勇整理，第304—305页，第305页，第306页，第306页，第3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5］ 章太炎：《在青岛大学讲“行己有耻，博学于文”》（1932年5月29日），《章太炎全集14》，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第4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6］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全集14》，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第4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8］［60］ 章炳麟：《台湾通史题辞》，《章太炎全集9》，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第139页，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61］ 连横：《台湾通史》（下），第788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62］ 连横：《台湾通史》（上），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63］［64］ “武公”：《桃太郎之粉本》，《三六九小报》第87号，1931年6月29日，第4版。
［66］ 范晔：《后汉书》，第661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67］柳田国男：《桃太郎の诞生》，第15—16页、第25页，三省堂1933年版。
［68］ 连雅堂：《雅言》（一），《三六九小报》，新年增刊号，1932年1月3日，第5版。
［69］［70］［71］ 杨逵作：《顽童伐鬼记》，陈晓南译，《台湾文学全集6送报夫》，钟肇政，叶石涛主编，《远景丛刊》（131），第68页，第80页，第81页，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72］参见白春燕《论杨逵对1930年代日本行动主义文学的吸收与转化》，《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73］ 徐俊益：《杨逵普罗小说研究——以日据时期为范畴（1927—1945）》，硕士学位论文，第107页，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
［74］ 黄纯青：《稻江迎城隍》，《台湾日日新报》，1936年6月30日，第12版。
［75］ “坤五”：《墨戏》，《诗报》第193号，1939年1月21日。
［76］ 中岛利郎：《台湾の儿童文学と日本人》，第34—35页，研文出版2017年版。
［78］ 《中心到边陲的重轨与分轨：日本帝国与台湾文学·文化研究（下）》，吴佩珍主编，第237页，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
［79］ 《三岛蜷伏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陈占彪编，第383页，三联书店2015年版。
END
|作者单 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第57-67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