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石材翻新13825404095但在日本所体现的问题远超欧美各国。
而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一种和年龄非常相关的疾病，主要患病人群更加多为老人，在日本目前产生了一种现象：照顾失智症病人的往往也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甚至还要老的老人。
日本之前的人口统计表明，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居世界首位，但同时，与30年相比，照顾认知症患者的人员年龄在70岁以上的比例是30年前的3倍以上，达到近40%。日本“老老看护”形势十分严峻。
调查机构“认知症患者与家属会东京都支部”以正在照顾认知症患者的人员为对象，进行了电话咨询。然后，该机构将2012年度的咨询内容与30年前的变化进行了比较。
对比结果显示，30年前照顾老年痴呆症的人员70岁以上比例仅为12%。而2012年度这一比例达到37%，是30年前的3倍以上。
30年前，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组成“3代和4代同堂”与“父母与子女夫妇一起居住”的比例为59%。而2012年度这一比例将至13%。另一方面，“单身”、“夫妇”、“父母与子女”的家庭组成比例合计从36%上升至86%。
并且，从护理人员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关系来看，30年前，由儿媳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比例为43%。2012年度这一比例骤降至7%。另一方面，护理人员为患者女儿的比例从24%上升至33%，护理人员为患者妻子的比例从20%上升至31%。估计日本“老老看护”状况持续推进主要是由社会核心家庭化导致。
调查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大野教子说：“现在往往一人独自承受着老人照顾老人的烦恼。地区和行政机构站在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立场，对其采取支援措施很有必要。”
这种现象不但给日本的认知症家庭带来的非常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作为照顾着的老人本身从体力到精神上都属于弱势人群，导致更多因为照顾不当或疏漏而发生的问题与事故。
2012年，日本就曾经发生这样一起惨痛悲剧：
日本富山县警察在滑川市一所民宅里发现三具尸体。其中较为年长的是78岁的父亲，而另外两名死者分别是家中有认知障碍的女儿和儿子。
经司法解剖后得出结论，其中年长者为病逝，另两名中年人可能因生活无法自理饥饿致死。
该事件发生后在日本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民众们在呼吁政府增加相应的护理等措施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要增加邻里关系和互助小组等民间措施。
日本的失智症护理其实比很多国家起步都要早，在1972年，随着吉佐和子发表小说《恍惚的人》，日本社会和家庭就开始广泛认识到了认知症老人的护理需求和家庭负担的现状。
该书以一家的儿媳妇为中心描述了认知症老人一家的生活窘境，老人游荡、走失等等照顾中的问题，还一度被搬上大银幕拍成电影，但由于当时全世界都对认知症了解不足，大部分人依然觉得认知症和精神病属于类似疾病，不建议在家中疗护。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主管民生的厚生省又公布了对认知症老人的一系列新对策，在各都道府都设立了疗养院，并强化对看护人员的统一培训，增加服务人员和医生，保证重度失智老人可以得到统一的治疗和较高质量的服务。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更创建了老人认知疾病疗养室和老人保健设施认知专门室等机构，保证未年满65岁的认知症初期老人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看护治疗。
并且，从1990年开始，日本开始主张设施护理应该贴近患者的家庭环境和其生活习惯，在9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引入家庭护理的概念。
2000年之后，日本引入护理保险制度，更是为认知症家庭长期护理需要的经济支出做了根本保障，并针对居家护理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分析关系到护理质量的各种因素。
然而，随着之后日本整体的老龄化问题，日本的服务业人员变得越来越稀缺，很多司机、收银等基础服务岗位都是老人在进行。而认知症的家庭护理也同样面临着“老人照顾老人”的窘境。
七十二岁的公司职员伊藤就是日本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他已经照顾了他的“认知症”妻子十年，他一直拒绝承认妻子患有认知症。
72岁的伊藤，直到现在还在辛苦工作。早在30年前，他的妻子就被诊断为“认知症”。妻子的病情使得伊藤不得不持续工作赚钱养家，在外忙碌的时候，伊藤就会把妻子送到日托中心。
伊藤要在妻子的脖子上戴上GPS跟踪项链，防止妻子走失。
目前，日本已经有超过500万人口受到认知症困扰，预计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700万。而日本每年有超10万人辞掉工作，专职照顾家中的“认知症”老人，这是一笔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2016年，日本政府推行了一项新政策，支出225亿日元培训更多的专家，提高“认知症”早期诊断率，并帮助看护认知症老人，减轻患病家庭的负担。
过大的工作生活压力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日本“认知症”患者的数量持续增多。能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一状况，还需拭目以待。
